随着世界逐渐意识到COVID 19(新型冠状病毒)的现实，迫切需要适应“新常态”。 各国还试图通过联合行动和集体方针来实现一种连续性，以加强各个国家在大流行中所面临的现实。 各国在整个区域一级增加了协商程序。 当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3月与南盟（SAARC）的领导接触以解决在南亚大流行的蔓延问题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欧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区域性举措也是这样的例子。 在印度呼吁在20国集团层面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合作也很明显。
鉴于这些事态发展，转向印度太平洋合作以解决COVID 19并不奇怪尽管从传统意义上讲，印度太平洋不代表“地区”，但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印度太平洋身份可能是就COVID 19进行合作的重要战略。这一流行病是一种不尊重边界、具有真正跨国性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印度太平洋代表一种具有战略，地缘政治和规范特征的身份。 用这种方法应对大流行病有两个平行的方法，即解决卫生问题和COVID 19爆发后释放的地缘政治强制。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外交部长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同行进行磋商的重要性变得至关重要。 外秘赫什•瓦德汉•什林格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美国和越南的外交部长之间通过每周电话对话进行的磋商对于共享信息至关重要。 在这些讨论中，广泛的国家/地区清楚地凸显了整个印度-太平洋之间的重要联系，印度代表南亚及其周边海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代表太平洋地区， 日本和韩国代表东亚； 越南代表东盟和美国。
就大流行方面的合作而言，这种广泛的网络具有双重优势。 在爆发的最初几天，韩国，新西兰和越南等国家在“拉平曲线”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 这些国家的实践围绕三个特定领域展开：测试； 隔离和联系追踪与行动受限。 韩国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早放宽封锁制度导致病列的增加。新西兰一直走在前列，是导致早日封锁的成功政策举措的典范。 同样，越南也以透明的方式应对大流行病而倍受赞誉，突显了中国和越南的运作模式之间的区别。
协商机制还寻求解决医疗和保健设备以及药品和食品供应的不间断供应问题。 更重要的是，会议试图解决因取消航空服务而滞留在这些国家的公民的领事服务。 协商进程需要寻找多边供资的渠道，以应对这种大流行，特别是因为在未来几个月中全球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的情况。
大流行还释放印度-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现实。 中国最近加大努力，以“中国健康丝绸之路”来协助地区国家，这是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 鉴于全球对中国问责制的需求日益增加，协助较小国家的替代方案仍然至关重要。 印度通过其海军外交（INS Kesari）对印度洋岛国，如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和科摩罗的援助，是应对更大范围挑战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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